“信仰的力量”——領袖與英烈英模的革命實踐和光輝業績系列宣講(五)

【高擎信仰火炬 建功偉大時代——不斷推進新時代機關黨建高質量發展】鐵肩擔道義

——李大釗的探索與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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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胡俊,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秘書長,北京大學李大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李大釗書贈楊子惠對聯。

油畫《五四運動》。

河北昌黎五峰山李大釗先生雕像。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志一生的奮斗歷程,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緊密相連,同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緊密相連,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歷史緊密相連。

【主講人:胡俊】
青春年少,他選擇尋求救國之道為畢生志向
“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

  李大釗1889年10月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那時中國正處在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和封建統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災難之中,國家和民族瀕於危亡的邊緣﹔少年時的李大釗面對多災多難的祖國,表現出強烈的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青少年時期的李大釗就自覺將個人前途的選擇與國家民族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李大釗出身苦難,父母早逝,但從小聰慧好學,寒窗十年,手不釋卷,品學兼優,就讀於永平府中學。在“感於國勢之危迫”時,他毅然決定求學於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確立以尋求救國之道為畢生志向,后來轉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本科。當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他大聲疾呼中國人民臥薪嘗膽,抗爭到底。他因參加反日斗爭而被學校除名,但他毫不后悔。他認為,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自己的學業微不足道。
  面臨人生重要選擇時,他始終把自己的學識和前途與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他身上體現出的時刻牽挂國家興亡、時刻不忘人民疾苦並為之奮斗的精神和風范,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和傳承。

國運艱難,他選擇惟知躍進,惟知雄飛
“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

  烈火煉真金,板蕩識英雄。國家蒙辱、人民蒙難的危亡之秋,傷心絕望者有之、隨波逐流者有之、推波助瀾者有之、歸隱自戕者有之,但李大釗和他的戰友們毫不退縮,以一往無前、舍生取義的決心和激情,誓死改造舊中國、再造新中華,有力激發了當時中國青年的蓬勃朝氣和進取精神,從源頭上為黨歷經磨難始終勇立潮頭注入了奮發進取的基因。
  李大釗熱情歌頌青春。他說,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國家,斯有白首之國家。他希望我國青年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不在齦齦辯証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號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
  李大釗熱情寄望青年。他說,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與境遇奮斗,與時代奮斗,與經驗奮斗。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在他的心中,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
  李大釗誓言奮斗絕不停息。在革命遭遇重大挫折時,他用長江大河的曲折浩蕩比擬民族的生命,高呼艱難境界不能阻抑我們民族生命的前進,號召國民“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
  李大釗倡導“奮興鼓舞的歷史觀”和“樂天努力的人生觀”,相信“黃金時代,不在我們背后,乃在我們面前﹔不在過去,乃在將來”,號召“要利用現在的生活,而加創造,使后世子孫得有黃金時代”。

探求真理,他選擇馬克思主義
“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

  在“深研政理”的征途上,李大釗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他從愛國主義的立場出發,深入研究政黨、憲法、選舉、風俗、民彝、國民、文化等內容,深入考察多國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在中國第一個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率先實現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1916年起,李大釗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宣傳民主、科學精神,抨擊舊禮教、舊道德,向封建頑固勢力展開猛烈斗爭。他深刻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真因和勝利的原因並指出,戰爭源自國家的界限不能涵容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資本家的政府想靠大戰打破國家界限,為資本家階級謀利益﹔勝利的原因在於勞工社會的覺醒和聯合行動,是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他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對這場新型的革命加以謳歌。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他投入並參與領導了這場偉大斗爭,寫下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樣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幫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
  李大釗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以后,再也沒有動搖過,堅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和中國必然取得最后的勝利。當封建軍閥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洪水猛獸加以禁絕,一些知識分子攻擊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時候,李大釗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革命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科學,而不是抽象的學理和不變的教條,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它“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與此同時,他提出,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必須依靠農民、必須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必須通過武裝斗爭達到革命目標。這對於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寶貴貢獻。他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藍圖是這樣進行描繪的: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社會主義制度將是“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中國將來的社會主義也會有自己的特性。

確定目標,他選擇善作善成
“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而惟以求真的態度作踏實的工夫。”

  李大釗既是淵博的學者,又是杰出的戰士,學者和戰士兩種品格在他身上和諧地結合在一起。李大釗善於分析實際情況,善於從實際出發開展工作,堅持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
  在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找到民族解放的道路方向后,他就迅速地向進步青年和勞工大眾宣傳真理,指導青年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投身到“再造中華”的運動中。
  李大釗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全力發揮高校講台、圖書館和學生社團的作用,在北京大學講授《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史》,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朝陽大學、中國大學、上海大學等學校授課或開展講座。他對北京大學圖書館進行了一系列整頓改革,積極購買新書刊,推動圖書館從單純的藏書樓向現代圖書館轉型,更使它變成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早基地。
  北京市檔案館現存一份1923年題為“試論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並其及於現代史學的影響”的珍貴試卷,答卷人為北京大學政治系二年級學生賀廷珊。這篇在李大釗指導下完成的答卷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對各種唯心史觀作了批判。李大釗給予很高評價,評分為“九十五分”。
  北京大學圖書館至今珍藏著八本德文原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封面上都蓋有一個方形的藍色藏書印章,印章上有六個字“亢慕義齋圖書”。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北京大學進步學生秘密組織成立了“馬克斯(思)學說研究會”,設立亢慕義齋(共產主義書齋),以研究關於馬克斯(思)派的著述為目的,搜集馬克思學說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種圖書,開展研討、講演,分組、分專題研究、翻譯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文獻,並從事工人運動實踐等活動。這是中國最早開始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培養共產主義運動的青年骨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這些珍藏是崢嶸歷史的珍貴記憶,更是共產主義先驅們追尋真理的青春寫照。毛澤東后來在延安與斯諾談話時懷著深厚的感情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20年秋,李大釗領導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並積極推動建立全國范圍的共產黨組織。同時,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創建工作,並直接領導創建了北方的黨組織。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黨的委托,多次往返於北京、上海、廣州之間,同孫中山先生商談國共合作,為建立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作出重大貢獻。后來,他領導了北方的工人運動,在北方各省廣泛組織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在北洋軍閥統治的心臟地區發動革命斗爭,有力地推動了大革命高潮的興起和北伐戰爭的發展。他重視培養革命干部,派遣許多干部去學習軍事、開展軍隊工作,並對國民軍的改造和參加北伐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他還為在少數民族中開展革命活動,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
  他善於從實際出發分析國情,指導革命。他指導青年社團工作時,明確要求社團要堅定信仰、標明主義,因為“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他深入研究土地和農民問題,指出“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這些重要的思想和觀點,為后來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的創新發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極為寶貴的早期探索。

人生信仰,他選擇時刻把人民放在心中
“幸福何有於吾民也。”

  渤海之濱的碣石山是一座名山,帝王將相和名人雅士多有登臨留詩。登臨山頂,封建帝王看到的是“星漢燦爛”和“日月之行”,而李大釗看到的是“俯視人寰,炊煙樹影,渺然微矣”,心中想到的都是老百姓。他用深情的筆觸寫出《可憐之人力車夫》《黃昏時候的哭聲》《北京貧民生活之一瞥》,記述人力車夫、沿街乞丐和貧苦婦孺的淒慘生活,至今讀來讓人心酸心痛。他憤恨聲討唯私利是圖的軍閥、政黨和政客,痛斥他們的趣味如“貓鼬之破鱷卵、蜣螂之弄糞丸”,控訴他們敲骨吸髓。
  李大釗全心關愛身邊的青年和同志。他節衣縮食,簡易生活,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把個人收入的大部分用來充作黨的活動經費、接濟同志和貧苦青年,以致后來北京大學校長不得不囑咐會計科將李大釗的薪資提前扣留一部分直接交給李夫人,以免家裡“斷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回憶:“第一次見面,大釗同志和藹的態度、深邃的思想立刻使我感到親近而又折服。他對我們幾個年輕人很熱情,既談思想又談學術。”
  直至生命的最后時刻,李大釗唯一的希望仍然是保護青年。正是在李大釗的指引鼓勵和關心愛護下,一大批先進青年堅定信仰、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走上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共產主義宏偉目標的革命道路。

危難關頭,他選擇舍生取義
“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1927年春,北京的形勢越發緊張,多位同志朋友勸李大釗出京避險,但李大釗因革命需要,不顧個人安危,堅決留下繼續工作。被捕入獄后,他始終嚴守黨的秘密,維護黨和革命的榮譽,毅然舍生赴死,從容就義,為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事業獻出寶貴的生命。
  在李大釗的身上,充分體現了共產主義者的偉大獻身精神。他在犧牲前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李大釗把自己的一切毫無保留地獻給了祖國,獻給了人民,獻給了黨的事業。為了實現崇高的理想,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說的“勇往奮進以赴之”“癉精瘁力以成之”“斷頭流血以從之”。孫中山先生“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評價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同時代的人說他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完人”。1983年,李大釗烈士陵園落成時,中共中央在烈士碑文中這樣寫道,他為我們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范。
  今天,李大釗和他的戰友們為之奮斗的理想已經和正在變成現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實現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凝心聚力、奮發進取,努力創造屬於新時代的光輝業績,把實現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宏偉藍圖一步一步變為現實,這是對革命先驅最好的懷念和告慰。

本版文字整理:閆書敏 韓晶
主講人照片拍攝:本報記者王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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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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