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系列宣講(十一)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凝聚時代奮進力量——不斷推進新時代機關黨建高質量發展】方志裡的山西
——山西廉吏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時代價值
山西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系列宣講(十一)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凝聚時代奮進力量——不斷推進新時代機關黨建高質量發展】方志裡的山西
——山西廉吏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時代價值

圖為於成龍廉政文化園。

圖為中國首家監察文化博物館——中國(平遙)監察文化博物館。

主講人:劉益齡

明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李侃修,胡謐纂。成化十一年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此為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整理點校本,1998年11月中華書局出版。

明嘉靖《山西通志》三十二卷,楊宗氣修,周斯盛纂。嘉靖四十三年刻本山西省圖書館藏。

清順治《太谷縣續志》二卷,郝應第纂修,順治十二年(1655)刻本,原刻本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

清乾隆《山西志輯要》山西巡撫雅德所撰序言。
廉吏文化是山西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山西地方志作為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記載和蘊藏著豐富多彩的廉吏文化內容和素材。深入挖掘和闡發方志裡的廉吏文化資源,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論述精神的具體實踐,是實現山西方志文化創新轉化的積極嘗試,也是借鑒歷史智慧,搞好黨風廉政建設,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思考探索。
【主講人:劉益齡】
省委黨史研究院一級巡視員,黨史方志專家,長期從事黨史研究和地方志編纂,出版學術專著《山西地方志史》,組織編寫大型文獻《山西通志》《山西省志》,參與組織《山西改革開放40年大事紀要》《輝煌山西70年》等近百部黨史方志學術著作,發表論文20余篇,多次榮獲全國優秀成果獎。
壹 山西方志裡的廉吏文化形態
地方志書是指全面系統記載一定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各方面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地方志具有地域性、連續性、資料性、廣泛性和時代性五個特征。它的功能是存史、資政、教化。
山西地方志是山西歷史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從漢末魏晉南北朝算起,至今已有1700多年,經歷了孕育萌生、發展成型、勃興全盛、衍變轉型等過程,具有歷史悠久、賡續不絕、種類齊全、卷帙浩繁、內容豐富等特點。山西最早的方志是魏晉時期的《上黨記》,山西現存舊方志470多種,省志有明成化《山西通志》、明嘉靖《山西通志》、明萬歷《山西通志》、清康熙《山西通志》、清雍正《山西通志》、清乾隆《山西志輯要》、清光緒《山西通志》等7種。其中,明成化《山西通志》是我省現存最早的省志,清雍正《山西通志》是體量最大的省志,共230卷、約1000萬字,清光緒《山西通志》是學界認為質量最高的一部省志。
山西方志中記載廉吏文化的主要形態,一是人物傳記。方志中通常以“名宦”“宦跡”“人物”等名目記錄“功績著於國家,德澤洽於黎庶”的清廉官吏﹔二是藝文文獻。山西方志多設藝文卷以收錄歷代碑銘、詩詞、御制等文獻,這類文獻中蘊藏著極為豐富的廉吏文化資料﹔三是祠廟崇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把祭祀看得與戰爭一樣重要。外籍官員通常立“名宦祠”崇祀,本籍功績卓著官員,立“鄉賢祠”祭祀。此外,還有忠義祠、節孝祠等,其中也有一些品行端正、有忠義之節的廉吏入祀。據明成化《山西通志》記載,明初,太原府文廟前建有鄉賢祠,奉祀在內的有30余人,其中伯夷、叔齊、狄仁杰、裴度、文彥博、薛瑄等都是名垂史冊的良臣廉吏。
貳 山西廉吏群體的特點及成因
古代社會對廉吏的定位。“廉”在《說文解字》中是指“堂之側也”,其特點是平直、方正、有棱角,所以“廉”被引喻為人的品行端方不苟、方正剛直。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中講:“不受曰廉,不污曰潔。”反映周代制度的《周禮·天官塚宰》提出“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廉善指善於治理政事、為民眾稱善﹔廉能指干練有才、長於理政﹔廉敬指謹慎敬業、恪盡職守﹔廉正指公允持正、不徇私情﹔廉法指奉公守法、執法嚴明﹔廉辨指辨別曲直、明察秋毫。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長期把“六廉”奉為考察識別官吏的圭臬。舉凡修養有德、勤勉為政、愛民惠民、剛直不阿、清廉儉朴、執法如山的官吏都被列入“廉吏”的范疇。
山西廉吏群體的特點。從時間上看,上起商周時期,下迄清朝,代代相繼,廉吏輩出。商朝有著名政治家平陸人傅說,春秋時期有介子推、董狐,兩漢時期有屯留人鮑昱,魏晉時期有聞喜人裴讓之,唐代有太原人狄仁杰、永濟人柳宗元等。從地域上看,分布廣泛,覆蓋全省。如太原高巍、周瑄,大同田蕙、劉從益,忻州姜濤、鄭友周等。從個人出身看,古代把官吏受教育的程度當作“出身”。唐代狄仁杰明經及第、柳宗元進士、宋代司馬光進士、元代呂思誠進士、明代姜濤舉人等。可見這些廉吏以進士居多,大都接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從數量上看,山西歷代載入二十四史的廉吏超過200人,方志記載的清官廉吏更是為數眾多,幾乎每一部通志、府州志、縣志都有本籍或外籍在當地做官的廉吏。
山西廉吏上述特點的成因。山西廉吏大多都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中國傳統廉政理念深深植根於他們的內心,並引導和影響著他們的從政思想和行為。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提出了以德治政的主張,實際上講的是勤勉執政。中國古代官僚制度體系中,十分注重通過監察和考核來強化吏治。通過考核和監察,評價和把握官僚的任職狀態和績效,在此基礎上開展相應的獎懲和重新任用,這是激勵官僚恪盡職守以保証行政效率的主要杠杆,也是控制和調節整部官僚機器使之正常運行的基本手段。早在漢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西漢就制定了《監御史九條》:“察有訟者,盜賊者,偽鑄錢者,恣為奸詐論獄不直者,擅興徭役不平者,吏不廉者,吏以苛刻故劾無罪者,敢為逾侈及弩十石以上者,非所當者,凡九條。”當時的監察內容十分寬泛嚴格,而且把“廉”當作其中的重點(西漢紀年卷一)。
特定地域內的民風民性對人的習性養成有重要影響。廉吏們從垂髫總角的童孩到及笄戴冠的成人,其成長過程中離不開當地的社會土壤。從有關民風民性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淳厚質朴、崇尚節儉、勤於本業、追求氣節是屯留百姓共有的優秀品質。
端豢養、立家規、重家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家規家訓是家庭對子孫立德樹人、立身處世、持家治業的諄諄教誨,深刻影響著家庭成員的道德品行、思想境界、待人接物、從業治事。清代著名廉吏畢振姬在“勉學、勤儉、向善”的家訓影響下,潛心讀書、勤儉持家、愛民如子、清廉為政,成為“爵祿不能動其心,富貴不能攻其志”(康熙御批)的“絕世楷模”。
三 山西廉吏文化的核心內涵
廉吏文化是官員廉潔從政的思想觀念、行為規范的總和。山西方志中記載和展示的廉吏文化元素十分豐富,我們應梳理和發掘這種文化資源的核心內涵,進而提煉出具有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精神財富。
民為邦本,親民愛民的為民情懷。元代平陽絳州人姚天福任真定府尹時,官府筑寺五台,督民運木,奪農瘰眾。令方急,公不從。府懼,佐貳交諍之。公曰:“吾牧民也,唯民是恤,請待農隙,朝省為允”。
修身律己、仁厚寬容的德政品格。昔陽人喬毅,明成化年間曾任工部右侍郎,“處同僚、待官屬,誠恪厚廉,始終如一。與人交,無崖岸機阱,發言吐辭,洞見肝鬲,無矯偽”。明代薛瑄既是著名學者,又是名重一時的清官廉吏,他認為居官清正必須修身養德,提出“正以立心”,理明、心公才能心正,心正才能處事公道﹔“清心少欲”,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和庄自愛”,待官屬左右要寬和,持身自潔,律己以嚴。盂縣人侯可是宋代廉吏。清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九四,程顥《殿中丞侯先生墓志銘》稱其:“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
克己奉公、勤儉節約的廉潔操守。清代名臣澤州陳廷敬以清正廉明屢居要職。任戶部侍郎時曾說:“在部絕請托,禁饋遺,諸曹凜然,吏不敢犯。”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上疏雲:“貪廉者,天下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不儉不廉,天下飢寒。飢寒切身,奸宄即起。”任吏部尚書時:“昏夜有袖千金贄者,公叱去之。”有“天下第一廉吏”之譽的於成龍,出任廣西羅城知縣時,典田賣房,湊銀百兩,買毛驢一頭,跋山涉水前去上任。在任期間,日食粗米一盂,粥一碗,配以青菜,常年不知肉滋味。晉升福建布政使后,親擬對聯,懸於大堂:“累千盈萬,盡是朝廷正賦,倘有侵欺,誰替你披枷戴鎖﹔一絲半毫,無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曉得男盜女娼。”依然是一竹笥貯朝服,二釜瓦備炊用,文卷冊數十束,除此竟無一物。
恪盡職守、勤勉從政的功業追求。金代五台人張大節任橫海軍節度使時說:“河決於衛,橫流他郡,滄境有九河故道,郡人大恐。公夜半馳出,相宜為備,堤防可繕,溝渠可浚者,咸盡力焉。故水不為害,人賴以安,境內大治……聽事之暇,無日不至學舍,訓誨學生,以忘飲食。”清乾隆年間,吉州人蘭第錫任永定河北岸同知,“值河北漲溢,身督兵夫堵合,凡三十五晝夜,片刻未離工次。”任永定河道時,“大雨,河驟漲,竭力搶修,獲邀優獎”。不久,升東河總督,時青龍岡改河初成,溜勢趨向未定,悉心籌度,動合機宜,費不繁而工畢竣。后調督南河,抵任后,周視南北兩岸,“與僚屬悉心講求,稽工料,簡軍實,設兵堡,汰巡船,日不暇給。以節儉,身先表率,所屬翕然從之”。清乾隆年間,長子人崔夢熊,任直隸萬全縣縣丞,“民情剽悍,事多訟繁,夢熊早作夜思,判決無壅,不數月,境內肅然”。
剛直不阿、端方正派的凜然正氣。明代薛瑄任雲南道監察御史時,“中官王某權偕傾一時,或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眾行跪禮,公獨不屈”。任南京大理寺卿時,“中官金英出差而還,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人惟薛卿耳’”。清代興縣人孫嘉淦清雍正六年(1728),任順天府尹,“疏劾古北口監督傅紳私征官稅,論如律”。乾隆登極之初,戇正耿直的孫嘉淦向乾隆上《三習一弊疏》:“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
秉公持正、能謀善斷的職業素養。代州人張大節任太原府尹時,“定襄退吏誣告其縣十有八村之人私匿銅貨。公以跡察之,所得誣情,抵吏罪。民獲雪冤,詣公祖塋,立石作頌”。張大節明察秋毫,公正執法,贏得百姓的愛戴。清代沁州人吳琠曾任湖北巡撫時,“湖北自裁兵之變,黠猾率指仇人為賊黨,株連不已。琠概不究訊,懲其妄訐者,人心大定”。正是因為吳琠審時度勢,明辨是非,嚴懲妄加攻訐之人,才使得混亂局面得以有效控制。
肆 山西廉吏文化的時代價值
山西廉吏文化是歷代清官廉吏在從政實踐中形成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行為規范的綜合體系,包含著十分豐富的廉潔文化理念和思想精神資源。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重要論述精神,借鑒歷史智慧,深入挖掘、系統梳理山西方志中的優秀廉吏文化資源,實現山西廉吏文化在新時代的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為搞好黨風廉政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路徑和方法。
加強思想建設,筑牢廉潔從政的底線。要倡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提升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境界﹔要涵養“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以民為本、敬民愛民的為民情懷﹔要弘揚“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責任擔當,讓黨員、干部在擔當、干事中展現自身價值,實現理想抱負。
注重制度建設,扎緊反腐倡廉的籬笆。要健全完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干部選用制度,給優秀干部提供施展才華的舞台,讓腐敗分子無所遁形﹔要強化干部監督制度,把權力置於陽光之下,接受人民監督、接受社會監督,使黨的好干部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要優化干部考核制度,給為政以德、忠誠擔當、清白干淨的干部保駕護航,使德不配位、消極怠惰、貪婪腐敗的人無機可乘。
提倡道德自律,鋪就廉潔為官的基石。要養成寬容仁厚的品質,愛百姓、愛部下、愛同仁,以德立身,以德服人﹔要崇尚坦蕩正派、重義輕利的品格,持正念、走正道、辦正事﹔要培養節儉戒奢、清心寡欲的習慣,潔身自好、愛惜民力,在清廉為政中獲得百姓尊敬﹔要注重名節,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展現共產黨人的政治風採,樹立新時代廉吏的道德風范。
弘揚良好家風,營造廉潔從政環境。家風正,則民心淳﹔民風正,則社稷安。要重言教、重身教,培育注重德行、抑惡揚善、見賢思齊的好品性﹔要廉潔齊家,管好配偶、子女,本分做人、干淨做事﹔要勤儉持家,從細微處做起,養成清廉儉朴的作風。
建設政治文化,涵養清廉為政的政治生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內政治生活、政治生態、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要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培育廣大干部“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境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擔當,“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的政治氣節。要繼承革命文化,用“紅船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引導黨員干部正確處理公和私、義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樂的關系。要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導黨員干部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明大義、守信譽。
文字整理:閆書敏 於樂
主講人照片拍攝:董繼澤 其余均為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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