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山西省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廳 聯合推出 山西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系列宣講（八）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凝聚時代奮進力量——不斷推進新時代機關黨建高質量發展】文物裡的山西
——山西地域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
中共山西省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廳 聯合推出 山西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系列宣講（八）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凝聚時代奮進力量——不斷推進新時代機關黨建高質量發展】文物裡的山西
——山西地域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
雲岡石窟內部場景。
北齊徐顯秀墓壁畫。
晉祠金人像。
黃河大鐵牛。
原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出土的胡俑。
主講人：杭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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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古的時候，華北平原上還是一片沼澤，和現在的地貌有很大的不同，那個時候表裡山河的山西，連貫南北的一個個盆地，就成為遠古人類活動的重要通道。所以，山西很早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跡。山西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文化遺產豐富，文物古跡眾多。目前，山西境內已發現各類不可移動文物5萬余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數量位居全國第一，生動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華文脈的源遠流長。下面，我將以時間為脈絡，從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開始，講述山西地域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
主講人：杭侃
雲岡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佛教考古、宋元考古、文化遺產學。發表論文《雲岡第20窟西壁坍塌的時間與雲岡五窟最初的布局》《宋元時期的地方城址》等六十余篇，出版著作《東京夢清明上河圖》《中華文明傳真》等。曾先后組織參與多項大型展覽及圖錄的編寫工作，獲北京大學十佳教師、國家教學成果二等獎等多項榮譽，並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壹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山西印証
整個舊石器時代的早、中、晚期，山西都有重要的考古發現，這些遺址從南到北，從芮城縣的匼河遺址，到襄汾縣的丁村遺址，再到朔州的峙峪遺址、大同陽高縣的許家窯遺址，都是舊石器時代著名的文化遺址。匼河遺址位於山西省運城市芮城縣風陵渡匼河村一帶，距今約60萬年，分布在13.5公裡范圍內的17個地點，是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代表性遺址。丁村遺址發現於1953年，丁村人生活於20萬年到2萬年前，介於北京猿人和現代人之間，1961年丁村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第一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隻有180處，可見丁村遺址的重要性。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舉行，山西襄汾丁村遺址、夏縣西陰村遺址、襄汾陶寺遺址、臨汾晉侯墓地及曲村——天馬遺址、侯馬晉國遺址5個項目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名單。
到了新石器時代，山西境內的文化遺址就更多了，仰韶文化時期的遺址遍布全省。蘇秉琦先生曾寫下“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瓮。汾河灣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華山玫瑰指的是仰韶文化中的一個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紋樣，這個類型的文化分布在黃河三角地區，燕山龍指的是東北的紅山文化。
接著仰韶文化的是以灰陶為主的龍山文化時期，龍山文化后期已經邁入“文明”的門檻了。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遺址之一。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間，陶寺發現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最早的觀象台、宮殿和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對復原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性質、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貳 中華文明延續中的山西元素
進入青銅時代，我們還要提到中條山的銅礦資源。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首次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夏商時期冶銅爐殘跡，與附近的壕溝、房址、窯址、水塘、窖穴、灰坑等遺跡，以及大量的銅煉渣、殘爐壁、礦石、鼓風嘴、坩堝、冶銅加工工具等遺物一起，構成了完備的冶銅生產鏈，為深入探索早期冶銅手工業技術及生產方式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李伯謙先生曾指出，西吳壁遺址的考古成果是近年來夏、商考古的重大突破，豐富的與冶銅有關的遺存，為我們深入研究這一時期冶銅工業的規模、水平、產業鏈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西吳壁遺址的發現証明，中條山的銅礦是中原王朝步入文明化、成為天下正統的重要支撐資源，對研究早期國家的產生與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商代立國於東方，山西的地位不是太重要，但山西聞喜酒務頭墓地為商代晚期高等級貴族墓葬，証明了有一個方國曾在此地活躍。該墓地的發現不僅填補了晉南地區缺少晚商遺存的空白，而且為討論商文化在晉南地區的進退乃至商王朝在晉南地區勢力的變遷等問題提供了難得的資料。
西周初年，周成王將其弟唐叔虞封在山西，改國號為晉。山西臨汾晉侯墓地及曲村——天馬遺址位於山西省的曲沃、翼城兩縣境內，是西周時期晉國的早期晉侯墓地，其埋葬時代幾乎貫穿整個西周時期，遺址內現已發現8組17座晉侯及其夫人墓葬、陪葬墓4座、祭祀坑數十座，並探明車馬坑5座。出土有華麗精美的玉器、青銅禮器等隨葬品上萬件。
到了春秋，晉國發展成為黃河流域的一個最強大的國家，率領華夏諸中小國和長江流域的霸主楚國相抗衡，這就是歷史上著稱的“晉楚爭霸”時期。位於山西省侯馬市的晉國遺址出土的書寫在玉片上的“盟書”，記載的就是春秋各諸侯國或卿大夫之間，訂盟誓約的言詞。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戰國時期鐵器已經廣泛使用，自然界中鐵的含量要遠遠高於銅，但是冶鐵需要更高的溫度，因此，人類首先利用的是銅而不是鐵。鐵制工具的使用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漢代有一本書叫《鹽鐵論》，在古代社會，鹽和鐵都給國家帶來巨額利益，所以鹽和鐵都是專賣。
三 中華文明發展中的山西傳承
秦漢時期山西晉南地區的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列傳》中強調三河是“天下之中”，這裡“土地小狹，民人眾”。“三河”即河東、河南、河內三郡，其中河東郡就是今天山西的晉西南一帶。司馬遷還特別講到楊和平陽兩縣的人特別會做買賣，“楊”就是今天的洪洞縣，“平陽”即今天的臨汾。
秦漢時期晉南是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而晉北則因為位於農牧交錯帶，有很多民族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國歷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華章。
上古時代山西境內就有過許多少數民族。經過長期的接觸兼並，戎狄羌胡逐漸融為一體，因此到了秦和西漢時，山西境內基本上都是漢族了。東漢初年，又有新的民族進入山西。這時北邊的匈奴分裂為南匈奴和北匈奴兩部分，南匈奴投降漢朝，東漢政府就讓他們入居漢朝境內。從此西河、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沿邊八郡都分布著匈奴部落。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一部分匈奴南向抄掠，曹操分其眾為五部，使散居於“晉陽汾澗之濱”，共有三萬余落。西晉初，又有大批匈奴人從塞外進入山西。《資治通鑒·晉紀》的胡三省注：“司馬氏，河內溫縣人。宣王懿得魏政，傳景王師，至文王昭，始封晉公，以溫縣本晉地，故以為國號。”
西晉分裂之后，中國進入長期動亂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紛紛建立起政權，其中最早建立政權的是山西境內的匈奴酋長劉淵。316年劉聰滅亡了西晉，此后直到439年，雄才大略的北魏太武帝重新統一北方，歷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北魏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從被北魏滅亡的各個政權區域內強制遷徙，或是從南北戰場俘獲的人口、財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而被強制徙出的地點如山東六州、關中長安、河西涼州、東北和龍（即龍城）和東方的青齊，都是當時北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方。遷移的同時，還特別注意對人才、伎巧的搜求。這種移民的數字是龐大的，北京大學的宿白教授曾經統計過文獻裡的移民人數，北魏在平城時代最保守的估計，也要在百萬人以上。所以平城一帶發現的移民墓葬很多，如1965年至1966年發掘的司馬金龍夫婦墓，據出土墓志記載，姬辰死於延興四年（474年），司馬金龍死於太和八年（484年）。司馬金龍是降附於北魏的東晉宗室后裔，深受寵信。官爵和謚號為“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吏部尚書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琅琊康王”。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漆屏風是中國首批禁止出境的64件文物之一。大同仝家灣北魏邢合姜墓是最近公布的新材料，墓葬中出土了一座基本完整的石槨，石槨四壁及頂部繪有釋迦多寶佛、七佛、供養人、飛天等佛教題材壁畫，有學者稱之為地下佛殿。從該墓葬中出土的一塊紀年墓碑可知，該墓墓主是幽州燕郡安次縣人韓受洛拔之妻邢合姜。邢合姜為長安馮翎郡（治所在今陝西高陵區）萬年縣（今西安市閻良區）人，葬於北魏皇興三年（469年），享年六十六歲。
但是，統一之后的北魏王朝內部矛盾重重，用什麼來凝聚社會共識？統治者想到了佛教，因為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所以統治者要“令沙門敷導民俗”，而僧侶為了擴大佛教的影響，也知道“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雲岡石窟就開鑿在上述的歷史背景之下。460年，“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這五座大像就是現在編號16—20窟的五尊主佛，它們象征的是北魏的五位皇帝，這五座大像窟給當時的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人們驚嘆於雲岡石窟“雕飾奇偉，冠於一世”，“真容巨壯，世法所希”，窮諸巧麗，駭動人神。
北魏晚期，來自太原地區的契胡爾朱榮兵力強大，他后來率兵參與到北魏王朝的內部爭斗中，並最終導致北魏王朝的分裂。分裂后成立的東魏和北齊政權雖然建都鄴城（河北邯鄲），但都以太原為陪都，所以太原附近屢有這個時期的重要考古發現，如2002年發掘的北齊太尉、武安王徐顯秀墓。徐顯秀墓位於山西省太原市迎澤區郝庄鄉王家峰村東“王墓坡”，出土器物共計500余件。其中陶俑320余件，瓷器200余件。遍布全墓的彩繪壁畫保存基本完整，330余平方米的壁畫氣勢恢宏，生動寫實，色彩斑斕如新。位於太原南郊的北齊東安王婁睿墓現存壁畫200平方米，也是一座壁畫十分精彩的墓葬，學術界最近又有新的研究成果。
肆 中華文明交融中的山西貢獻
隋朝重新統一南北，隋代的並州（治晉陽）是黃河流域僅次於長安、洛陽的第三政治軍事中心。隋文帝初，置河北道行台於此，以次子晉王廣，即后來的隋煬帝為尚書令。並州不僅是黃河以北的一個政治中心，並且是“天下精兵處”，所以在隋末太原留守李淵能夠在起兵之后，很快就進兵攻克長安，並終於完成了統一，建立唐朝。
隋唐兩代山西地區的地上地下文物都有很重要的發現。太原發現的虞弘墓是經過科學發掘、有准確紀年的隋代墓葬、出土的漢白玉石槨上雕刻了豐富的源自中亞的圖像資料，有墓主宴飲、狩獵、出行、宗教儀式等內容，是研究北朝至隋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因此被評為199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唐朝一代都很重視王朝的發祥地並州（618年改太原郡為並州），在此置大都督府，武則天建並州為北都。此后二百年太原一直是全國僅次於長安、洛陽的第三政治軍事中心，所以各方通往並州的道路暢通，在道路沿線留下了很多重要的遺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佛光寺大殿，這座大殿也出現在了敦煌的壁畫之上。
宋王朝在完成統一事業過程中，晉陽是最后一個割據勢力的中心，鑒於唐末五代的教訓，宋太宗打下晉陽之后，就燒毀了晉陽城。但這個地區又不能沒有一個行政中心，就將並州移置陽曲縣的唐明鎮，即今太原城的所在。
金元時期山西在全國經濟文化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金史·食貨志》中特別提道：“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山西西南部在金時稱平陽路），平陽是金朝境內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拿《金史·地理志》中各路的戶口來比較，平陽的戶口密度比河北、陝西都高，經濟發達自然要推動文化的發展。金朝時全國設十九個路，共設十個考區，而山西的三個路，每一路都設有考區。《金史·文藝傳中》中記述金朝一代的文人、學者，山西人佔的比重很大。如元好問是秀容人（今忻府區），劉祁是渾源（今渾源縣）人，他著的《歸潛志》這部書，很有史料價值，后人修《金史》多取材於此。平陽發現的仿木結構雕磚墓雕飾華麗，其中表現戲台的內容可以與地上的戲台相互印証，都是金元時期山西經濟、文化水平的生動體現。在正常情況下，平原地區發展農業的條件要比高原地區好，但是宋金、金元時期，平原一帶受戰爭的摧殘比較嚴重，山西受的戰禍則比較輕，比較太平，所以在這一段時期內，山西的經濟文化比鄰近的平原地區發達。
由於在金元時期山西始終是華北地區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地區，且元末明初的戰亂也不嚴重，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顯得人口稠密，明初的大移民，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就發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中。
明清兩代山西的商業發達，晉商的足跡遍布南北，《五雜俎》裡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徽州府），江北則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廣志繹》裡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山西的商人把山西解池的鹽、潞安府的潞綢，還有煤、鐵等運出去，山西當時的冶鐵工業發達。明代全國有十三個冶鐵所，山西就佔了五個。明清兩代山西商業發達的原因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明、蒙關系帶來的邊境貿易，謝肇淛《五雜俎》：“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美麗，什物之精好，皆邊陲所無者……諺稱薊鎮城牆，宣府教場，大同婆娘為三絕雲”。明朝設有防邊九鎮，大同是九邊中最繁華的。促成大同繁榮的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大同是邊境城市，駐扎了大批軍隊，所以全國的財富大量輸往大同消費。二是對蒙古的互市。明朝和蒙古和好時期，大同是對蒙古貿易的主要市場。清代興黃安蒙的政策下，蒙古不再是威脅，蒙古高原需要茶葉，這種需求促進了萬裡茶路的形成。山西商人的經商范圍也擴大到了東北三省和內外蒙古等邊遠地區，甚至遠達俄羅斯的莫斯科。由於山西商人經常出遠門經商，要走很遠的路，帶很多的銀子不方便，於是山西商人經營的匯兌業便應運而生，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山西票號。隨著晉商的足跡，聯系鄉親同裡的會館也遍布全國，現在的蘇州“中國昆曲博物館”就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
過去常說地上文物看山西，中國現存70%以上的元代之前的木構建筑保存於山西，山西可以說是地面文物的一個大博物院，但是，山西的地下文物，如上所述，在人類起源、中華文明的形成、中外文化交流、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同時期有著各自獨特的重要性。山西地上地下文物結合在一起，反映出山西地域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中佔有的重要地位和產生的深遠影響。
本版文字整理：閆書敏 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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