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凝聚時代奮進力量——不斷推進新時代機關黨建高質量發展】戲曲裡的山西
——我省地方戲曲傳統劇目傳承的忠義、德孝文化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凝聚時代奮進力量——不斷推進新時代機關黨建高質量發展】戲曲裡的山西
——我省地方戲曲傳統劇目傳承的忠義、德孝文化

唐女舞俑。

圖為晉劇《趙氏孤兒》劇照。

圖為晉劇《趙氏孤兒》劇照。

山西戲曲中的關羽形象。

山西戲曲中的包拯形象。

主講人:車文明
戲曲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積澱深厚、形式多樣,生動形象地展示中華傳統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理念,蘊含著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內涵,具有娛樂功能、教化功能和文化傳承功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山西作為中國戲曲藝術發祥地之一,戲曲劇種多,戲曲名家多,戲曲文物多,被譽為“中國戲曲的搖籃”,在我國戲曲舞台上佔有重要地位。
【主講人:車文明】
山西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所長,是首批“三晉學者”。對中國戲曲文化有深入系統的研究,主持過多項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出版學術專著12部,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
壹 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傳統的觀念認為,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對文化的結構解剖,有兩分說,即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層次說,即分為物質、制度、精神三層次﹔有四層次說,即分為物質、制度、風俗習慣、思想與價值﹔有六大子系統說,即物質、社會關系、精神、藝術、語言符號、風俗習慣。我們更多是贊成四層次說,即物質、制度、風俗習慣、思想與價值。變化最快的是物質層面,最慢的是思想與價值層面。
現實社會中對文化的定義是,相對於經濟、政治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品。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以人為本的活態文化遺產,最大的特點是不脫離民族特殊的生活生產方式,是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的顯現。因此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過程來說,人的傳承就顯得尤為重要。
截至2022年底,我國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遺名錄(含“急需保護名錄”)的項目已達43個,也是目前世界上擁有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戲曲類有昆曲、粵劇、藏戲、京劇、皮影戲等。
貳 山西的戲曲
中國戲曲是世界藝術寶庫中的一朵奇葩,不論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昆曲、京劇、皮影戲等,還是一直被華夏兒女視為傳統藝術精粹的各種地方戲曲,又或者是曾經活躍於瓦舍勾欄及廟台廣場的雜劇和上演於紅氍毹與茶園酒樓的傳奇,都是中華文化的珍貴遺產。
在近千年的戲曲發展歷史長河中,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物質遺存,它們在默默地述說著戲曲昔日的繁華,展示著其曾經的風採。戲劇對於人類而言堪稱“文藝活化石”,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文藝樣式可以替代其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顯赫地位。中國戲曲傳承五千年中華文化之精髓,集詩歌、音樂、舞蹈、技藝於一體,充分展示了中華輝煌文化的永久魅力,承擔著弘揚民族精神、傳播歷史知識、宣揚道德標准、確立價值取向、構建和諧社會等重要職責,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優秀代表。
山西是中國的戲曲大省,這裡是中國戲曲的重要發祥地之一,也是金元時期戲曲繁盛中心之一。諸宮調被譽為中國戲曲音樂(南北曲)的共同源頭,而作為其首創者的孔三傳亦被譽為中國戲曲音樂之鼻祖,是北宋時期的澤州(在今山西)人。元雜劇是中國戲曲史上三大高峰的第一峰,在元代全國有五大雜劇繁盛中心,即大都(今北京)、真定(今河北正定)、東平(今山東)、平陽(今臨汾)、杭州。
中國戲曲史上有兩大戲曲音樂體制,即曲牌聯套體和板式變化體,這兩種體制的創立與傳播,山西均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孔三傳就是曲牌聯套體(南北曲)音樂體制共同源頭——諸宮調的創始人,而板式變化體(板腔體)的共同源頭則是山陝梆子。2017年普查結果顯示,全國戲曲劇種有348個,山西就有37個,所佔比重一目了然。
山西更是全國獨一無二的戲曲文物大省。這裡有中國現存最早的古戲台——高平市王報村二郎廟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戲台,還有元代戲台10余座。同時,山西也是全國古戲台遺存數量最多的省份,文物部門統計有3719座,有關專家統計有3515座。山西現存戲曲碑刻數量在全國最多,部分時期的碑刻為山西獨有,如刊立最早的北宋舞樓碑刻,共有6通,這也是全國各省區中唯一的遺存,全部保存在山西境內。山西的戲曲繪畫以寺廟、墓葬壁畫與木版年畫最為著名,其中洪洞縣廣勝寺鎮明應王殿元代戲劇壁畫更是馳名中外,堪稱戲曲領域中的國之重寶。侯馬、稷山金墓戲曲磚雕從數量、質量上堪稱一流。此外,芮城縣永樂宮潘德沖墓元代石棺前檔雜劇線刻,襄汾縣丁村清代民居戲曲木雕,平遙縣集泥塑、紙扎、彩繪於一體的清末“紗閣戲人”,孝義、曲沃等地的皮影均別具特色。
三 戲曲中的文化內涵
山西戲曲裡的忠義精神,以《趙氏孤兒》與關公題材系列為代表,因為他們的故事發生地與人物都在山西。
《趙氏孤兒》講述了一個搜孤救孤的故事。韓厥、公孫杵臼、趙氏孤兒三個人物的活動,代表了矛盾斗爭的不同發展階段,用程嬰作為貫穿始終的縱的線索,結構緊湊嚴整。全劇洋溢著一種悲壯的復仇精神,志士仁人為了正義事業,前赴后繼、舍生取義,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表現了人民百折不撓的反抗意志。這個戲還被譯成了法、英、德等國文字,是第一個傳入歐洲的中國戲劇,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
劇中英雄心存正義,頭頂陰霾,向著死亡挺進。這是一群為挽救無辜而前赴后繼、舍生取義的人物,使之成為一部正氣浩然而又壯闊激烈的大悲劇。作者紀君祥是從善與惡、忠與奸、義與利的道德准則來評判人們的行為,是以道德的普遍精神來理解生活。劇作家心中,韓厥、程嬰、公孫杵臼是完美無缺的精神偶像,是正義戰勝邪惡的理想化身。在這些正義捍衛者身上,躍動著作者自己的精神活力。
元雜劇有《劉關張桃園三結義》《關大王單刀會》《關雲長千裡獨行》《關雲長義勇辭金》,南戲有《古城記》,京劇有《桃園結義》《古城會》《單刀會》《華容道》《灞橋挑袍》等,蒲劇有《三結義》《虎牢關》《白馬坡》(《斬顏良》)(《觀春秋》)《挂印封金》《古城會》等,都是關公題材。
一些劇目側重表現戰將關公的忠義精神,比如《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中,關公上場自我介紹是這樣的:“平生正直剛強,文武兼濟,喜看《春秋》《左傳》,觀其亂臣賊子,心生惱怒。”《春秋》是關公奉行忠義的思想依據,而忠義精神的實踐則集中體現在關公辭曹歸漢的情節中。元明雜劇《關雲長千裡獨行》《關雲長義勇辭金》《關雲長古城聚義》與南戲《關大王古城會》《風月錦囊》中《三國志》之《甘糜二婦下徐州》《獨行千裡》等劇,分別對這一情節進行反復的演繹,關公基於忠義精神的道德典范性也就牢固地樹立起來了。
以《關雲長千裡獨行》為例,對關公形象的概括以劉備的一段賓白為代表,其文曰:“想兄弟您為俺三房頭家小,您不得已而降曹操,你雖身居重職,你不改其志,此為仁也﹔你不遠千裡而來,被張飛與某百般發忿,兄弟你口不出怨恨之語,為義也﹔你棄印封金,辭曹歸漢,此為禮也﹔不一時立斬蔡陽,此為智也﹔你曾與曹操言定三事,聽的某在此,你將領家小前來,不忘桃園結義之心,此為信也。據兄弟你仁義禮智信俱全。”
其次,一些劇目則突顯關公的戰將形象。在元明雜劇、南戲中,戰將關公的道德修養主要體現在對劉備的忠義上﹔在明清傳奇中,其道德修養在原有基礎上又出現了新變化,主要體現在“華容釋曹”情節的演變中,並在《補天記》一劇中發展到極致。“華容釋曹”出自《時調青昆》之《赤壁記·華容釋曹》《草廬記》和《鼎峙春秋》,皆演關公在赤壁之戰中負責在華容道埋伏以截殺曹操,卻冒著違反軍令被殺的危險,放走了曹操。在以上三劇中,《赤壁記》與《草廬記》的作者為明代無名氏,《鼎峙春秋》的作者為清乾隆時期的御用文人周祥鈺、鄒金生等人,這些作者雖屬於不同的時代、社會階層也未必相同,卻共同推動了華容釋曹情節的道德意味明晰化。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在與關公文學的眾多敘事互動中,關公戲以其日臻完善的審美創作與廣泛的審美接受基礎,成為卓爾不群的超然一派,為中國傳統戲劇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三國戲到小說《三國志演義》,在人格構建上的價值取向,是恪守以“忠義”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規范。作家寫人論事,都鮮明地以此來區分善惡,評定高下,而不問其身處什麼集團,也不論其出身貴賤和性別,隻要“義不負心,忠不顧死”,都一律加以贊美。特別是對諸葛亮的忠、關羽的義,作者更是傾注了全部的情,把他們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
諸葛亮的一生,連他的敵人也佩服他“竭盡忠誠,至死方休”。關羽死守下邳,身陷絕境時,就決心為義而死。后來又是從大義出發,身在曹營心在漢,不為曹操的金錢美女所動心。當他一旦得知劉備的消息,便挂印封金,奪關斬將而去。他們的忠義觀念、道德品格顯然是屬於封建性質的,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小說通過趙雲投劉備、徐晃歸曹操、田豐為袁紹所忌等故事的描寫,反復強調“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的思想,說明這種“忠”並不是忠於一姓之天下,也不是僅忠於“正統”的劉蜀,它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靈活性。
他們的“義”又包含著“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民”的精神。因此,《三國志演義》中以“忠義”為核心的道德標准,又與滲透著民間理想的政治標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反映著當時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理。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山西運城)也。乃漢末名將,力助漢鼎,威震華夏。關羽生前曹操表封為“漢壽亭侯”,劉備拜關羽為“前將軍”,后主劉禪追謚關羽為“壯繆侯”。宋徽宗追封關羽為“忠惠公”“義勇武安王”,元文宗加晉封號“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明神宗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清世祖奉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加封關公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關聖大帝”,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加封“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歷代統治者先后對關公進行了20余次追封﹔尊武帝與文王、孔子並列,享關廟與孔廟並祀,武聖與文聖同為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交相輝映、和諧統一﹔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無不虔誠敬奉,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兵家奉為武聖,商家奉為財神,民間奉為保護神,儒釋道三教奉為護法神,視關帝為無所不能的全方位神明。其忠義仁勇的道德品質,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獨特的關公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精神符號。
愛國以忠、生利以義、愛人以仁、擔當以勇、立世以信,成為世人的立身之本、做人之本、立業之本、經營之本。“忠義、仁勇、誠信”的關公精神,有助於改善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推動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建設,有利於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培育積極向上的民族精神、成為現代化發展的精神動力。
在關公身上得以完美體現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風范,既是儒家文化倡導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維度的倫理道德,又是公正無私、充分反映社會正義的崇高精神。關公文化是我們連接海內外華人的精神紐帶,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文化符號和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獨特文化標識。
本版文字整理:閆書敏 於樂
主講人照片拍攝:董繼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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