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論述】從山西區域史看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論述】從山西區域史看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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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區域史具有濃郁多樣的地方特質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濃縮著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蘊含著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反映著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體現著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彰顯著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山西區域史以其豐富內容從不同方面詮釋和佐証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對今天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增強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強烈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並明確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深入研究中華文明史、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指引。以山西為核心區域的三晉大地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山西區域史以濃郁多樣的地方特質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從不同方面詮釋和佐証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對今天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增強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強烈現實意義。
山西區域史濃縮著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
唯物史觀認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歷史得以產生的那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因此，考察從未間斷的中華文明就必須以中華民族積極進步的、創造性活動的結果為出發點。
山西作為中國這片古老土地的一部分，其綿延不斷的區域史濃縮著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目前中國境內已知最古老的舊石器遺跡是山西南部的西侯度文化遺址，而分布在山西西南部的匼河文化、丁村文化與之具有一脈相承的顯著特征。考古發現一再証明，這些遺跡中的石器與歐洲的石器明顯不同，說明山西區域范圍內形成的是有獨立起源、土生土長、自行發展且構成獨立系統的一種文化形態。這也証明了山西一帶是探索人類起源的重要地區之一，是中華民族所創造的中華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從傳說中遠古時期的華夏始祖女媧、炎黃二帝，到堯舜禹和夏商周在這裡數千年的歷史演進，再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晉國和三晉時期，山西在綿延的歷史進程中已經形成相對獨立的具有自身地域特色的文明，諸如兼容的政治文明、尊法的法治文明、尚義的商業文明、成熟的農耕文明等。此后從秦漢至今，山西波瀾壯闊的歷史更是從未間斷。山西區域文明史起源清晰，脈絡相序，架構完整，演化進程從未間斷，不但構成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而且體現著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基本脈絡，濃縮著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深刻反映著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的歷史進程。
山西區域史蘊含著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
山西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體現出注重革除舊弊、務實求新的精神，這是山西區域史的思想精髓，內在地蘊含著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這種寶貴的創新性在山西區域史中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諸多領域依托原有基礎推陳出新，通過創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三晉時期趙國的荀子提出“天道自然”“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等思想，是對儒家思想所做的具有朴素唯物主義的創新性發展。北魏初期為促進農業生產而變革稅制、北魏孝文帝時期為革除吏治弊端而改革官制等，無不體現出具體舉措的推陳出新。元代運城人關漢卿等在晉南地區通過創新元雜劇的形式把向來隻能在高雅之堂欣賞到的文學藝術引向街市坊間﹔明代汾陽人王文素所著《新集通証古今算學寶鑒》在開高次方、解高次方程方面有很多創新，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准﹔清代啟蒙思想家、五台人徐繼畬編著《瀛環志略》，通過介紹西方社會制度而向國人提供開眼看世界的新的地理視角。另一方面，在社會制度等方面能夠順時應變，講求務實創新，不懼社會歷史發展提出的新挑戰，從而根據現實需要作出原創性貢獻。三晉時期從春秋儒家思想體系中脫胎的法家學派，堅持進步的歷史觀，提倡“變古”以“趨時”，在三晉各諸侯國為改變舊有利益格局而變法的實踐基礎上形成了獨立的、具有創新性的三晉法家思想體系，為秦滅六國以實現統一產生了直接的歷史推動作用。特別是當時主持魏國變法的李悝所編纂的《法經》，不但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封建法典，而且是后世封建王朝制定法律政令的經典范本，在為后世提供法度模本和政治統治方面具有開創性意義。清代在中國自然經濟走向解體和商品經濟開始發展的歷史背景下，晉商通過創建“票號”對金融領域的貨幣資本進行運營，這是山西商人在歷史上最富有影響力的創舉。
山西區域史反映著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國家統一永遠居於中國核心利益中最核心的位置，這是中華民族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根本理念，是深深根植於中國各族人民血脈中具有基因性質的根本認知。
一部山西區域史，不但生動反映著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而且深刻說明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心之所願。西周時期即已形成並經后世不斷完善和強化的大一統理念是貫穿中國歷代政治思想文化的鮮明主線和根本訴求，對於維系和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價值引領作用。西周大一統局面結束之后，晉國以一個強有力的政體形象在國家統一方面上演了它的“歷史劇目”。三晉時期的諸多法家、縱橫家效力於秦國，“晉才秦用”客觀上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提供了高端智囊人才准備和法治理論制度准備。漢代的大一統王朝，到了東漢后期卻由於統治腐敗導致全國長達四百年的分裂與動亂，經歷32個政權更替，分裂、聚合、統一輪番更迭，但統一始終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是國家歷史的基本走向。山西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正處於各種力量、政權角逐和民族、思想碰撞聚合的核心地帶。特別是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匈奴、鮮卑、羯、氐、羌少數民族紛紛建立政權並內遷的大潮。其間，在臨汾稱帝建都的南匈奴劉淵自認為“漢氏之甥”，因而起兵綱領為“興我邦族”﹔在大同建立北魏政權的鮮卑拓跋部則自認其先祖乃黃帝之子，因而要尊承華夏正統，及至太武帝拓跋燾統一黃河流域時號稱“混一戎華”。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已經比較自覺地堅持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認識到以統一天下為己任才具有政權的合法性。國家統一促進了民族融合團結，帶來了人口增加，推動了商貿發展，擴大了對外交流，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因而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山西區域史體現著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單元環境，在歷史上長期處於中原農耕文明與其周邊特別是北部地區游牧文明的交匯地帶，各族人民在阡陌交往中錯居雜處，各民族文化在碰撞交流中匯通融合，造就了山西作為民族大融合基地的歷史地位。
早在晉國始封時，周王室針對晉南地區為戎狄民族所環伺的現狀，因地制宜確立了“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略，為當地夏、戎民族的求同存異、寬厚包容、團結和諧而奠定了基礎。三家分晉之后，韓趙魏仍然在以山西為核心的廣大區域范圍內從各方面相互撞擊滲透，逐步形成多元一體的文化，整個社會呈現出包容開放的鮮明特征。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以及通過唯才是舉來打破華夏貴、戎狄卑的民族不平等傳統，是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典范。北魏孝文帝通過改制推動形成“普天之下，誰不編戶”的胡漢民族全面融合局面，具有根本改變中國政治格局和發展方向的深遠歷史意義。實際上，在整個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期，山西無論是在絲綢之路的商貿發展上還是在中西文化融通交流上都是重要地區。山西區域史所展現出來的，不但有各民族融合形成的胡風漢韻中華文化，也有與粟特、波斯等中亞、西亞諸國進行的商貿和文化往來﹔就政治文明而言，不但出現並增強了華夷同宗的民族觀，而且逐漸形成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容並蓄的開放胸懷和命運與共的天下觀。
山西區域史彰顯著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愛好和平、崇尚和平的民族。《尚書》開篇即贊頌堯帝所秉持的“協和萬邦”執政理念，體現了對邦族和諧、天下和平社會理想的追求﹔西周思想家史伯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充滿著中國辯証思維的《道德經》認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些思想為中華民族追求和平提供了深厚理論基礎。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史中，隨處可見“和為貴”“化干戈為玉帛”“國雖大，好戰必亡”“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等充滿和平理念的經驗總結，可見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晉悼公時通過“魏絳和戎”之策來處理晉國與戎狄之間的關系，留下了以和睦相處方式處理邦交關系的生動史例。隋代聞喜人裴矩提出以中國強大的經濟力量和政治、文化威望來爭取對西域各民族影響的“和平邦交”政策，不僅促進了隋與西域各國友好往來，而且對唐代邦交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進程中，山西作為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匯的前沿，兩種文明在碰撞、交流、合作、交往中互鑒融合，內在地蘊含著中華民族對和平發展理念的追求和堅守。明清之際，晉商從福建武夷山等地開辟的通往俄羅斯邊境恰克圖的萬裡茶道，與漢唐絲綢之路、明朝鄭和下西洋在精神實質上具有內在一致性，那就是用合作而非對抗、開放而非封閉、和平而非沖突的方式來推動發展，彰顯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新時代，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包括山西區域史在內的各地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豐富歷史元素，進一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華現代文明而努力。（作者：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馬彬 馬胤哲。本文系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2022年度培育課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民至上理論與實踐研究”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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