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

谢春涛

争 鸣
    辛鸣（中央党校教授）
    问责条例对问责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确界定，首先明确了问责工作的主体和对象，即谁来问责、对谁问责的问题。问责的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
    条例从6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需要问责的情形，前5条是主体内容，第6条是兜底条款，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与行政问责事项区分开来，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体现了坚持依规治党，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原则。
    条例明确规定了问责决定作出后如何执行等细则，特别是要求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书面检讨的同时，还要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可以保证问责达到最终效果。
    谢春涛（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
    除了自上而下分级负责的原则，条例把问责的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这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
    7种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也经常使用，问责条例对既有各类问责规定中的问责方式进行了规范。这些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双管齐下”。
    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才能不让问责的利剑生锈，形成破窗效应。（据《半月谈》2016年第14期）